中新网3月13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该批指导性案例聚焦民事生效裁判监督，集中阐释民事检察办案贯彻落实“三个善于”、加强调查核实以及做实依法精准监督的实践路径，为各地检察机关进一步提升民事生效裁判监督质效提供指引。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负责人介绍，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是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职能，检察机关通过监督纠正法院的错误民事生效裁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各类民事检察案件28万余件，其中民事生效裁判监督8万余件，同比上升6%。

此次发布的案例共5件，分别是“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与张某帻、曹某环、邢某梅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某建设公司与黄某平、张某标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冯某慧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袁某松与文某强、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抗诉案”“杨某与成都某医美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抗诉案”。

此次发布的案例聚焦常见多发的民间借贷、服务合同纠纷等案件类型，覆盖面广、典型性突出、提炼规则鲜明、指导性强，既覆盖了涉企、涉民生司法保障两大领域，又有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在民事法律适用和司法理念引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4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定，现将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与张某帻、曹某环、邢某梅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223—227号)作为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民事生效裁判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年1月23日

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与张某帻、曹某环、邢某梅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223号)

【关键词】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民间借贷担保  加盖公章  越权代表  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

【要旨】

对法定代表人在借条上加盖企业法人公章行为法律性质的认定，应当在分析加盖公章具体情形的基础上，结合盖章位置、合同性质、目的等因素综合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提供担保是否属于有权代表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该担保行为无效。法人对担保行为无效存在过错的，应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基本案情】

2008年，时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邢某梅向张某帻、曹某环借款，张某帻、曹某环多次向某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转款合计1180万元。邢某梅将上述款项转至其控制的个人银行账户，并由其个人使用。邢某梅向张某帻、曹某环归还了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

2009年初，曹某环催促邢某梅归还欠款，邢某梅未能归还。2009年5月1日，邢某梅给曹某环出具借条：“今借到曹某环现金950万元整，月息1%”，张某帻要求邢某梅在借条上加盖公章，邢某梅遂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一处加盖在“今借到曹某环现金950万元整”上，另一处加盖在“由信用社担保”及邢某梅签名上。经查，“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是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已作废公章，一直由邢某梅保管。

2009年5月8日，邢某梅被免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职务。

2012年，根据中国银监会某监管局批复，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接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债权债务。

2018年5月16日，张某帻、曹某环起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50万元及利息。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申请，追加邢某梅为被告。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帻、曹某环的钱款汇入某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时任该社法定代表人的邢某梅出具借条，并实际占有、控制、使用该款项，邢某梅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国银监会某监管局批复，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接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债权债务，应对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判决如下：一、邢某梅偿还张某帻、曹某环借款本金798.6万元及相应利息；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可向邢某梅追偿。

一审判决后，张某帻、曹某环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邢某梅均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对案涉借款本金数额进行重新审查，认定邢某梅应归还张某帻、曹某环借款本金806.4万元。二审法院认为，邢某梅作为借款人，实际收到并使用该款项，应当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作为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承继者，在法定代表人个人借款中出借账户，公章作废超过九年后未及时销毁，应当对张某帻、曹某环出借给邢某梅的借款不能归还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判决如下：一、邢某梅偿还张某帻、曹某环本金806.4万元及相应利息；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可向邢某梅追偿。

二审判决后，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邢某梅与张某帻、曹某环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没有按照金融业管理规定，对其账户进行严格管理，客观上造成在邢某梅与张某帻、曹某环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账户的事实，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应当对其出借账户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公章管理不善，应当对张某帻、曹某环出借给邢某梅的借款不能归还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维持二审判决。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再审判决后，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不服，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认为再审判决判令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查明，邢某梅系根据张某帻要求，在借条上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

监督意见。202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从邢某梅出具的借条内容看，“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一处加盖在“今借到曹某环现金950万元整”上，另一处加盖在“由信用社担保”及邢某梅签名上。根据常理，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可能既是借贷方又是担保方，因此需要结合案情进一步分析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行为的性质。因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张某帻、曹某环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合意，而且没有证据证实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加之借条上明确注明“由信用社担保”。据此，可以认定邢某梅系在张某帻要求下通过加盖公章行为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其次，邢某梅作为时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其个人巨额借款无法偿还的情况下，根据张某帻要求，通过加盖公章行为欲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担保责任，显然是将个人债务风险转嫁至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张某帻、曹某环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其主观上并非善意。同时，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金融机构，主要经营存贷款、个人储蓄、结算等业务，为个人借贷提供担保并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邢某梅加盖公章的行为不属于依法依规履行职务行为，并不产生表见代表的法律效果。综合全案，应当认定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担保行为无效。最后，虽然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存在公章监管不力问题，但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再审判决认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监督结果。202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作出如下判决：一、邢某梅偿还张某帻、曹某环本金806.4万元及相应利息；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邢某梅不能偿还的借款本息向张某帻、曹某环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并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邢某梅追偿。

【指导意义】

(一)认定加盖公章行为的性质应当在分析加盖公章具体情形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法定代表人在借条上加盖企业法人公章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具有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债务担保等多种可能性，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加盖公章的具体情形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当事人对加盖公章的性质提出不同主张的，应当结合盖章位置、合同性质和目的等因素综合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准确认定法人应承担的责任。

(二)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提供担保是否属于有权代表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对外提供担保系企业法人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与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为实现企业法人投资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提供担保时应当依法向相对人提供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等授权文件，而相对人对相关授权文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有权代表亦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如果相对人未尽该义务，则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该担保行为无效。

(三)企业法人对担保行为无效存在过错时应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虽然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提供担保是否属于有权代表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时将导致该担保行为无效，但如果该企业法人在选任法定代表人不当、监督不力，公章管理混乱，对公账户大额资金交易监管缺失等方面存在过错，则应当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该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应当综合法人的过错程度及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原因力等因素依法予以合理确定。

【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本案适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2021年修正，本案适用，现为2023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七十八条、第九十条

办案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张驰  王海军

案例撰写人：颜良伟

某建设公司与黄某平、张某标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224号)

【关键词】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民间借贷  保证期间  保证责任消灭  全面审查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保证合同纠纷监督案件中，应当审查人民法院是否依法查明保证期间届满与否等基本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对基本案件事实未予查明并导致裁判结果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应当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后依法监督。

【基本案情】

张某标因承包项目缺乏资金，向黄某平借款。2013年11月，黄某平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方式出借给张某标1000万元。2013年11月21日，张某标向黄某平出具借条，确认收到黄某平借款1300万元，月息3分，2014年9月1日前归还。2014年3月至4月间，黄某平以同样方式分二次向张某标出借200万元和300万元。2014年6月3日，张某标向黄某平出具借条，载明借款200万元，月息3分；6月20日，出具借条，载明借款300万元，月息3.5分，3个月归还。

因张某标未按期还款，2014年9月，双方对2013年11月的1000万元借款结算，张某标重新出具6张分别为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共计1300万元借款金额的借条，均注明月息3分。关于还款期限，5张200万元借款的借条，还款日期分别是2015年3月30日、5月30日、7月30日、9月30日、11月30日之前归还。第6张300万元借款的借条，还款日期为2016年1月30日。

2015年12月27日，某建设公司向黄某平出具《担保函》，载明“张某标在某工程项目中借你的人民币(本金)贰仟贰佰万元，我公司愿意对该债务(2200万)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6年7月27日，黄某平起诉至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要求张某标偿还借款本金2200万元及利息858万元，某建设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3年11月21日张某标向黄某平出具的1300万元借款的借条，因张某标只认可收到1000万元，且黄某平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另有300万元已支付，故该张借条只能认定借款本金为1000万元。2014年9月，双方对该1000万元借款重新结算，将该笔借款利息及黄某平后续支付的其他现金纳入借款本金重新出具六张借条，共计130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1月的1000万元借款已转换至2014年9月的1300万元借款，再加上2014年6月的两张借条确认借款500万元，张某标共计向黄某平借款1800万元。同时，黄某平向法庭提交盖有某建设公司印章的《担保函》，要求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某建设公司抗辩称该《担保函》上法定代表人名字及被担保人出生日期均有误，系伪造。后经鉴定，该《担保函》上公司印章系真实，一审法院认定该《担保函》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某建设公司应对张某标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一审判决：张某标归还黄某平借款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某建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某建设公司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2014年9月，张某标出具的6张共计1300万元的借条中，第6张借条300万元系双方对息转本的约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因此，2013年11月21日借条中的1300万元金额应按1000万元计算借款本金，并从借条出具之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对该笔借款金额认定不当，应当认定黄某平共计向张某标提供1500万元借款本金。对于某建设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虽然某建设公司提出《担保函》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否认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亦未提供其他反证推翻《担保函》，某建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二审判决：张某标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某建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判决后，某建设公司不服，认为《担保函》系伪造，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2019年12月，某建设公司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认为《担保函》系伪造，且二审判决对借款数额认定不当，没有查明保证期间已过，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案涉7张借条中，有6张借条约定还款日期均在2015年11月30日之前，某建设公司出具担保函日期为2015年12月27日，至2016年7月28日黄某平起诉时，上述6张借条均已超过6个月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保证期间届满，某建设公司无需对该6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虽然某建设公司在一、二审中未提出相应抗辩，但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查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未主动查明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导致作出错误判决，据此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监督意见。2022年9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债务还款日期、保证期间等全面审查，查明至2016年7月28日黄某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时，案涉7张借条中有6张借条(共计1300万元)已超过6个月保证期间。二审法院未主动审查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即判决某建设公司对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监督结果。2023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张某标向黄某平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某建设公司无需对超过保证期间的6笔借款及利息承担保证责任，仅对2014年6月3日未约定还款期限的200万元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应当对法院行使审判权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检察机关对民事生效裁判案件的审查范围不限于原审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辩理由和人民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对于可能存在人民法院未依照法律规定依法查明基本案件事实并导致裁判结果确有错误的情形，即使原审中当事人未以此为由提出抗辩，检察机关亦应当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并判断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是否合法。例如，人民法院在审理保证合同纠纷案件时，应当将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等事实作为案件基本事实予以查明而未依职权查明，并认定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二)人民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未予查明并导致裁判结果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应当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后依法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查明而未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对案件基本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系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其目的在于查清案件事实，促使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并不影响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利。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后发现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监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本案适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2021年修正，本案适用，现为2023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七十八条、第九十条

办案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冯小光  谢玉美

案例撰写人：滕艳军  谢玉美

冯某慧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225号)

【关键词】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夫妻共同财产  违背公序良俗  赠与无效   返还全部财产

【要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因婚外情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的，该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当认定无效。无过错一方有权向受赠人追回全部赠与财产。在无过错方起诉婚外第三者返还财产案件中，夫妻双方均未提出分割共同财产请求，人民法院径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判决受赠人返还部分赠与财产的，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基本案情】

何某荣与冯某慧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一女。2017年8月起，李某在广东省东莞市沐足场所从事管理工作。何某荣因常在沐足场所消费与李某相识，与李某产生婚外情。2017年8月至2019年9月，何某荣通过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向李某转账14笔共20.19万元；2017年8月至2019年11月，何某荣通过其微信向李某转款278笔共17.75万元。上述银行转账和微信转款两项合计37.94万元，其中微信转款包含伴有特殊含义的金额，如1314元、520元等。2017年8月至2019年10月，李某通过其微信向何某荣转账共计9.13万元，代何某荣支付沐足消费款5.64万元，两项合计14.77万元。

2020年1月，冯某慧以何某荣赠与李某财产的行为侵害其财产权益为由，以李某为被告、何某荣为第三人向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何某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李某财产的行为无效，要求李某返还赠与财产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何某荣先后以微信转款或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某所转款项是其与冯某慧的夫妻共同财产。何某荣与李某通过沐足消费认识后发生婚外情，违背公序良俗，应当受到道德谴责。但何某荣与李某之间有相互转款行为，冯某慧提供的证据难以区分正常往来资金和不法赠与金额。据此，判决驳回冯某慧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冯某慧、李某均不服，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冯某慧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李某上诉请求纠正一审判决认定其与何某荣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部分事实，何某荣向其转账不属于赠与，是双方正常合作关系和经济往来，但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二审法院认为，李某虽辩解何某荣向其转款行为系基于双方存在投资合作关系的经济往来，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何某荣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向李某转款37.94万元，其财产处分行为未得到冯某慧追认，赠与行为无效。赠与款项中有50%份额属于冯某慧，何某荣系无权处分。何某荣向李某赠与金额37.94万元，在扣减李某向何某荣转款金额14.77万元后，余下23.17万元，其中50%份额属于冯某慧所有，李某应予以返还。据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李某返还冯某慧11.59万元并支付利息。

二审判决后，冯某慧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冯某慧不服生效判决，向达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达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赠与行为无效，应当返还全部赠与财产，据此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监督意见。2022年5月23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何某荣在与冯某慧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相互忠实义务，基于其与李某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李某，数百次转款累计金额达37.94万元，有悖公序良俗。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何某荣对李某的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律后果应为返还全部财产。二审判决部分返还，相当于认可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损害夫妻中非过错一方的财产权益，也无异于为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一方通过赠与婚外第三者款项方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提供可乘之机，不利于倡导夫妻之间相互忠诚的价值取向，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其次，二审判决部分返还赠与财产，径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在夫妻未明确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共同财产系共同所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依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应当协商一致，不能单独处分。同时，本案涉及多笔转账，累计数额达37万余元，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支出。何某荣对此款项进行处分，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分，已超出一般家事代理范围。在冯某慧、何某荣夫妻二人未对赠与款项进行协商处分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对无效赠与财产径行分割，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监督结果。2022年10月3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作出再审判决：李某返还冯某慧23.17万元并支付利息。

【指导意义】

(一)夫妻一方因婚外情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的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夫妻双方互相负有忠实义务，若一方因婚外情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该赠与行为属于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财产处分，侵犯了配偶一方作为财产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且，该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对民事生效裁判的监督，促使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赠与行为无效后的财产返还范围，维护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社会良好风气。

(二)赠与婚外第三者财产行为被认定无效后，受赠人应当返还全部赠与财产，不能在返还财产中径行分割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赠与行为被认定无效后，受赠人取得赠与财产已无合法依据，应当全部返还。同时，在赠与人和其配偶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夫妻一方赠与第三者的共同财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返还赠与财产应恢复至原来的夫妻共同共有状态，以维护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在非过错方起诉婚外第三者返还财产案件中，如果夫妻双方均未提出分割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部分返还赠与财产的，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径行分割，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本案适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本案适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2021年修正，本案适用，现为2023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九十条

办案检察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达州市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张艳  匡方泉

案例撰写人：张艳  杜林

袁某松与文某强、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226号)

【关键词】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交通事故纠纷   无偿献血奖励   不减轻侵权赔偿责任

【要旨】

在侵权责任纠纷中，被侵权人因无偿献血获得用血费用报销，属于法律对无偿献血行为的奖励，与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被侵权人依法获得用血费用报销，不能抵销、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4日，文某强驾驶小型普通客车在某高速路段发生三车相撞交通事故，致袁某松等多人受伤。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文某强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肇事车辆属文某强个人所有，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后至2018年7月20日，袁某松先后住院治疗197天，产生医药费88774.40元，其中包括5180元用血费用。因袁某松此前曾多次无偿献血，2018年3月14日，贵阳市公民献血委员会办公室将该5180元用血费用报销。

2018年10月16日，袁某松以文某强、某保险公司为被告向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文某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58652.98元，某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该损失予以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文某强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案涉车辆系导致此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人数较多，赔偿数额已远超交强险赔偿限额，故由某保险公司按比例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赔偿，剩余不足部分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因袁某松治疗产生的5180元用血费用已获得血液管理部门报销，故未将该笔费用计入袁某松的医疗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袁某松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354619.88元。此外，对某保险公司垫付的14万元予以扣除。据此，判决某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袁某松214619.88元，驳回袁某松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袁某松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对于袁某松因无偿献血行为而获得报销的5180元用血费用，不属于袁某松因事故直接造成的损失，故维持一审法院对该笔费用不予赔付的结果。二审法院对袁某松请求的各项损失重新审查，认定袁某松的各项损失合计388591.56元。据此，撤销一审判决，判决某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袁某松各项损失248591.56元(已扣除14万元垫付款)，驳回袁某松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后，袁某松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袁某松获得报销的5180元用血费用虽然是其常年无偿献血的优惠，但交通事故的赔偿是针对侵权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而该笔费用报销使得袁某松并未产生该项损失，对袁某松请求某保险公司赔偿该笔用血费用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再审法院重新核定袁某松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402299.56元。据此，判决某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袁某松各项损失262299.56元(已扣除14万元垫付款)，驳回袁某松其他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审查情况。袁某松不服再审判决，向遵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遵义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袁某松自1999年至2006年间无偿献血8次共2800ml，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的可以对用血费用进行报销的无偿献血者。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再审判决以袁某松用血费用已获得血液管理部门报销为由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据此提请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监督意见。2021年7月22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享有用血费用减免的法定权利；《贵州省献血条例》规定无偿献血者累计献血400毫升以上的，可终身无限量免费享用所需血液。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减免权利应认定为国家鼓励倡导无偿献血行为而立法设定的奖励，其与侵权之债产生的原因不同，不属于同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不能混同，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应因被侵权人获得用血费用报销而减轻。本案中，袁某松在受伤前已经多次参加无偿献血，其因交通事故受伤支出的用血费用，属于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血液管理部门虽对该项费用予以报销，但不应抵销侵权行为之债。侵权人仍应对该部分用血费用予以赔付。再审判决混淆法律关系，将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的报销与侵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等同，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无偿献血是法律保护的一种社会共济行为，是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若认定无偿献血者的用血费用不能向侵权人主张，不仅减轻侵权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还将导致本应给予无偿献血者的奖励成为侵权人减责的借口，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监督结果。2023年9月2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作出再审判决：某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袁某松各项损失267479.56元(其中包含袁某松5180元用血费用)。

【指导意义】

侵权责任纠纷中，被侵权人因无偿献血依法获得用血费用减免的奖励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不能抵销、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确立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减免制度，是为肯定和弘扬无偿献血者的奉献精神，鼓励更多社会公众关心、参与无偿献血，是对无偿献血者给予的奖励。无偿献血者遭受侵权行为导致临床用血的，既应享有国家对其用血费用减免的奖励，又应获得相应侵权损害赔偿，两者基于不同法律关系产生，互不排斥。司法实践中，在认定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失数额时，应准确区分不同法律关系，被侵权人基于法定奖励获得相关费用报销，不能等同于被侵权人应得的侵权损害赔偿，不能以费用报销为由抵销、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2017年修正，本案适用，现为2023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十一条(2013年施行，本案适用，现为2021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九十条)

办案检察院：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遵义市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傅信平  何新

案例撰写人：罗晓成  陈涛

杨某与成都某医美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227号)

【关键词】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医疗美容  消费欺诈  不可分割商品或者服务  惩罚性赔偿金基数

【要旨】

消费欺诈纠纷案件中，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仅有部分构成欺诈的，如果欺诈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系全部商品或者服务的核心关键部分且与整体商品或者服务不可分割，则经营者应当以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整体价格为基数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非仅就欺诈部分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认定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范围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监督。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16日，杨某以4万元价格在成都某医美公司处购买“鼻综合和鼻部修复”医疗美容服务。成都某医美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待杨某时介绍，使用国产膨体与进口膨体的价格差距不大，但进口膨体触感更为自然，故杨某选择采用进口膨体。杨某手机订单也显示，其购买产品名称为“进口膨体自体肋骨鼻综合加鼻部修复等”。

2018年3月18日，成都某医美公司为杨某实施隆鼻修复术，使用材料为上海某医用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国产膨体。因杨某对于术后鼻尖形态不满意，2019年2月26日，成都某医美公司再次为杨某实施鼻尖成形术。同年3月初，杨某出现术后感染症状。同年10月9日，杨某要求进行术后改善，成都某医美公司再次为杨某实施隆鼻术。

2020年1月，杨某以成都某医美公司提供医疗美容服务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擅自使用国产膨体，存在消费欺诈为由，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成都某医美公司按医疗美容服务价格4万元的三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成都某医美公司与杨某在建立医疗美容服务合同时，就隆鼻修复术使用进口膨体材料达成合意，但成都某医美公司实际使用国产膨体材料，存在消费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应承担杨某手术费用三倍的赔偿责任。据此，判决成都某医美公司赔偿杨某12万元。

一审判决后，成都某医美公司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成都某医美公司在植入膨体上确实存在未按约定提供进口膨体的欺诈行为，但其他的医疗美容服务已经实施，且杨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他项目存在欺诈，三倍赔偿的范围应限于膨体部分。据此，判决成都某医美公司按照该膨体价格三倍赔偿杨某19500元。

二审判决后，杨某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杨某不服生效判决，向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二审判决将成都某医美公司因消费欺诈承担三倍赔偿责任的范围限于膨体部分系适用法律错误，以膨体价格6500元为基数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缺乏依据，据此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监督意见。2021年11月8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杨某与成都某医美公司达成的合意是接受隆鼻整体塑形服务。虽然杨某在一审中提交的“手术通知单”中载明手术项目包括“鼻中隔延长术”“鼻小柱延长术”“鼻尖再造术”等，但成都某医美公司对杨某实施的手术是对膨体与自身肋软骨雕刻缝合，从而形成完整鼻部的医疗美容服务，杨某不能也没有必要单独购买膨体；杨某的支付凭证也能证实其接受的是鼻部医疗美容，不应将三个手术项目割裂计算。成都某医美公司提交的“医美项目价目表”“收款收据”均为该公司单方提供且杨某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杨某接受的各项手术能够独立并分别收费。成都某医美公司以国产膨体冒充进口膨体，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二审判决将整体的医疗美容服务拆分，并仅以膨体价格计算三倍赔偿金额，其对惩罚性赔偿范围的认定确有错误，成都某医美公司应当以杨某支付的4万元全部价款为基数承担三倍赔偿责任。

监督结果。2022年3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即成都某医美公司赔偿杨某12万元。

【指导意义】

(一)消费型医疗美容服务可以适用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制度。消费型医疗美容服务合同中，就诊者并非基于治疗和矫正目的进行疾病诊断、治疗活动，而是为满足美化外观的个人生活消费需求而接受服务、购买产品，符合消费者的特征；医疗美容服务机构接受就诊者支付的服务对价、并通过医疗美容服务获取利润，具有经营者的特征。因此，消费型医疗美容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存在消费欺诈的，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二)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结合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内容、合同目的及欺诈部分在商品或者服务中所处地位综合认定。消费欺诈纠纷案件中，认定经营者按照全部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还是按照存在欺诈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当重点审查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以及存在欺诈的商品或者服务在整体商品或者服务中所处的地位。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欺诈的商品或者服务不能独立于整体且属于核心关键部分，则经营者应当按照整体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为基数而非按照存在欺诈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为基数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应当准确适用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规则，发现人民法院认定惩罚性赔偿范围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监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八条(2017年修正，本案适用，现为2023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九十条

办案检察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覃攀  张渝鑫

案例撰写人：覃攀  张渝鑫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