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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自由亚洲电台”评论文章称，新疆佛教文化主要受到外来的印度-希腊犍陀罗佛教文化影响，印度佛教的建筑风格影响了中国的亭阁式建筑，从而试图将新疆佛教“去中国化”。

而在莫尔寺考古成果如何解释的问题上，出现了“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之争，恰恰就是这种“对立论”的体现。

前述媒体的文章观点，对新疆宗教文化影响来源及其与中华文化关系的分析判断并不客观，甚至带有误导性的政治意图，暴露出西方学者囿于历史经验和文化认知的局限性。

其一，新疆佛教来源的多元性恰恰证明了新疆文化的“多元”，涵养这种“多元”的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体”。这种“多元”并非杂乱无章的“多元”，也不是简单凸显某种外来特定文化影响的“多元”，而是以“中华文化”为一体条件下的“多元”。上述观点割裂理解新疆文化的“多元一体”，造成对新疆文化解释上的片面化和扭曲。

从中华文明史的进程来看，“中国化”就是中华文化包容转化的有机过程，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存在“中国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吸收滋养的过程，其结果不是简单的文化同化，而是文化间的互补升华，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与形态，从而对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进行丰富发展。

其二，作为“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正因为这种包容性，才有了作为佛教中国化主要成果的“汉传佛教”，这种包容性也在莫尔寺考古中得到确证。

从人类文明史观点来看，中西方对待外来文化的立场和方法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西方文化基因存在过强的主体性和自我优越感，有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有东方主义的歧视性文化理论，有文明冲突论与文化战争论，有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唯独缺乏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智慧。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国人对文化、民族与世界的哲学观念与实践方法。新疆历来是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佛教中国化、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些“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经验可以为当今世界的民族宗教冲突提供借鉴。这里凸显了中西文明根性差异。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在新疆包括莫尔寺个案中的体现，证明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原理。

其三，多元一体的新疆文化并不排斥、更不否定新疆佛教受到外来的“印度佛教”影响，但也绝不夸大这种影响。我们需要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客观评价印度佛教的影响，将这种影响纳入中华文明与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范畴。

莫尔寺荟萃展现的多元文化要素——方形佛塔、“回”字形佛殿、汉传佛教的大佛殿建筑……共同构成了多元融合的莫尔寺。莫尔寺本身就是中国化佛教“反哺”西域、修建汉传佛寺的历史见证。这些多元文化要素能够长期和平交融，得益于中华文化的“一体”涵养。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就根源于这种多元一体及其创造反哺机制。也因此，从中华文明史来看，无论外来文化的具体影响路径和方式如何，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从未改变，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从未改变，文化交融的和平性、创造性与反哺性从未改变。而这种交融创造之后的文化反哺，构成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和平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文化机理。

其四，新疆文化的多元一体及中国化佛教的创造反哺，对佛教文化传播与区域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西方学者以僵化的印度佛教起源说和原生主义逻辑立论，夸大印度佛教的主导性影响，并不符合佛教全球化的历史与佛教中国化的实际。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涵养下，佛教义理、制度与社会功能得到了积极正面的发展，中国早就超越印度成为佛教徒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佛教文化传承的典范国家。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保障了新疆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连续性，“汉传佛教”成为佛教全球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形态之一，而“印度佛教”在印度却陷入了衰落并面临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排斥，这种对比进一步证明了新疆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性与合理性。

(作者简介：田飞龙，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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